关于蒋高明日本化肥的信息

关于转基因事件！

转基因问题，主要是指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是否存在危险、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可能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转基因本身，即DNA，是否会与人类的基因组发生重组(即转基因DNA与人类基因组DNA整合到一起)；第二，转基因表达的产物，即蛋白质，是否对人类有毒；第三，转基因的副产品，即由於转基因所造成的植物基因组的改变，以及转基因的表达产物所可能造成的细胞代谢谱的改变，是否会使该食品对人类健康形成威胁。而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威胁，目前主要关注的是转基因有可能会通过花粉转移到野生植物之中，这或者可能产生“超级杂草”（superweeds），或者可能使珍贵的野生资源灭绝。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威胁还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大量使用抗虫转基因植物，会促使具有抗性的昆虫种群成为优势种群，即产生所谓的“超级害虫”(superbugs)。

应该承认，不论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还是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目前来说，转基因植物/食品的危险性还都是潜在的，都还没有成为现实。不过，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够排除它们存在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转基因的种类很多，有抗除草剂的基因，有编码杀虫蛋白质的基因，以及用于筛选转基因植物的抗抗生素基因，等等。而被转化的植物也多种多样，有玉米、大豆、水稻、棉花，等等，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比如，玉米主要是饲料，大豆主要用于榨油，棉花基本上不被食用，而水稻则是人类的主食。所以，笼统地议论转基因到底是否安全、还否危险，并没有多大的科学意义。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们需要的是对每一种转基因植物/食品做出专项的、独立的、全面的安全评估。而问题的徵结恰恰就出现在这里：关于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奇缺，甚至无法找到。但是，数据的缺乏，却恰恰成就了方舟子之流。

高产农业发展给农产品造成的三多一少一恐怖是什么？

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被打乱后，人类为了果腹，只好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导致了日益增多的不曾出现的怪病。当一种农业模式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存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资本控制下的农业技术发明是否都“科学”。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生态学报》编委，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治沙学会会员、国家气象局气候委员会委员等。

正文

今天农业生态系统已经严重失衡，为了生产食物、储存与加工食物，人类发明了数万种化学物质（初步查明农药种类3万种，食品添加剂3万多种），这些物质中除极少数是必要的外，大多数所发挥的作用，是弊端严重超过其好处，并给农资商人创造了赚钱机会。并通过污染食物链，制造大量病人，为医疗系统带来滚滚利润。

害虫除了伤害庄稼，但会对对虫媒花植物起到传花授粉作用。有人见了虫子就杀，为此发明了高达3万种以上的农药。虽暂时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消灭了天敌，消灭了蜜蜂，导致一些蔬菜或瓜果不能传粉。

没有了昆虫授粉，有人又发明了催熟激素，使得某些蔬菜如西红柿、黄瓜、草莓、西瓜等单性结实（相对于女性没有和男性发生关系就生下孩子）。不经授粉就膨大的蔬菜与水果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杂草会与庄稼争营养、水分和空间，于是有人发明了除草剂而生生灭活。这样做，虽然暂时控制了杂草，但也促进了杂草进化，变得更难对付。更糟糕的是，除草剂也消灭了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一些原本具有固氮能力的固氮菌，乃至将多余氮素还原为大气中的氮气的反硝化细菌也遭到了伤害。没有杂草呵护，农田变成光板地，雨季非常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尤其那些固氮、解钾、解磷的微生物被消灭后，缺乏的养分单纯依靠使用氮、磷、钾为主的化肥补充，这加重了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后，原本存在的一些重金属物质溶解出来，再加上饲料、农药、化肥中重金属，使得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一些重金属本身具有致癌作用，进入人体后很难排出体外。

于是，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在死亡的病人体中可以清除平均每人3-5公斤毒垢垃圾，相当于体重的4%-6%；其中铅、汞等重金属，氯、硝酸盐，药毒垢等约0.52公斤。

那些不能回到空气氮库（N2）的含氧化合物，如NO, N2O, N2O5摇身一变成为雾霾的前身物质，污染了大气环境，造成了雾霾肆虐。

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发明了地膜技术，但这一技术放在全球变暖的今天，已出现了其相反的效果：加重植物病害，并造成农产品严重滞销。庄稼生病与地膜覆盖（尤其高温多雨的夏季）和反季节种植有非常大的关系。

植物病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给种庄稼治病的各种农药，还是以灭杀对抗为主，针对的对象为病毒、细菌与真菌。

植物病可能暂时控制了，但杀菌药物残留到了食物中，进入了食物链。

反季节种植，抢季节上市，都有地膜和反季节农膜的贡献。但集中上市，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低迷，西红柿0.5元/斤，蒜薹0.2元/斤，芹菜0.05元/斤还没有人要。农民白费了劳动力不说，投入的农资成本都收不回来，但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人类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快，泛滥实用各类激素，作物长得更快了，水果和西瓜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光鲜了，可口感却没有了。

没有了甜味，人类继续用增甜剂使之有甜味，但这样的水果与瓜类，可能含有了不健康的成分。这样的水果或瓜类，已经降低了消费者的食欲，很多原本喜欢用西瓜消暑的家庭，十几年不吃西瓜了，西瓜产出来卖给谁。具有同样的命运还有猕猴桃、柑橘、苹果、香蕉、火龙果等等。

自有化肥工业以来，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然而连年持续高频率使用化肥，造成了土地板结、土壤酸化、食物质量下降。很多有益元素已严重低于历史的最好水平。比如钙质，根据我们的研究，用化肥生产出来的小麦面粉，比用有机农业模式生产的面粉缺钙76%，其余蔬菜、水果缺钙现象也是非常普通的。

面粉和食物缺钙，人类就发明补钙的方法，但那些无机钙很难被人体吸收。消费者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食物补钙才是王道。

植物有虫害、有病害、不抗除草剂、不耐寒、不耐旱、不耐运输和储存，怎么办？一些人更聪明，发明了转基因办法，让植物实现上述功能。但这样的食物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原本不带毒的食物带毒了，营养成分更下降了。

“吃种子，留种子”，农民天生就是育种专家；“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有了种子就有了农业的自主权，农民对于种子是高度重视的。但自从有了杂交技术，有了转基因技术，有了资本为主导的种子公司，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每年种地都要买种子，还经常买到假种子。商业种子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种子量，提高单价，搞种子包衣。种子外面包裹了农药，骗农民说是为了保障出苗率，其实是为减少种子量，好卖高价。

种子外包农药，地下害虫不吃了，连老鼠都不吃了，或者老鼠被毒死了。农田里没有了老鼠，以老鼠为食的蛇、猫头鹰、黄鼠狼也基本绝迹。由此引发了更高级别的的生态失衡，从种子，到害虫，到鸟类，直到哺乳动物，人类也难以幸免。

目标害虫不吃被转基因技术保护的庄稼了，改吃别的，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成功上位，变成主要害虫，还得依赖农药来治；转基因作物能够防除草剂了，但杂草也进化了，变得更加高大难以控制，除草剂用少了都不管用；庄稼、水果、蔬菜甚至中草药抗病了，但食物或中草药本身可能也增加了抗生素含量，营养与中药治疗功能下降。转基因不能让农民留种，否则农民就不愿意买他的种子。人类驯化并保留了上万年的多种多样的种子，就这样无情地消失了。

还有动物饲料、人类食物的食品添加剂，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打乱了，人类为了果腹，就不得不去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因食物链中充斥了大量的非食物成分的化学物质，以前不曾经出现的怪病多了，突出表现在儿童性早熟、抑郁病、多动症、男女不孕不育症、肥胖症、白血病、各种癌症等集中爆发。当一种农业模式发展到可导致人类生殖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否真绿色。

一些企业试图发明能够洗净农药残留的装置；制药厂继续生产天文数字的西药；中草药用种庄稼的办法生产，药效下降就加大用量；医院为病人准备了更多的病床，医院大楼越盖越高；墓地每平米价格超过活人住房的好几倍！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当有人告诉你，人类食物链原本是健康的，是不需要那么多有害物质的，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马上就会有人攻击你是倒退，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是要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社会去的。他们沾沾自喜的理由是：上述人类的各项农业技术发明都是科学家发明的。

因为科学，所以可放心地食用；因为科学，可以没有智慧。

中国农业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

1、农业生境萎缩，结构单一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GDP持续、高速和粗放式增长，我国以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呈现持续大幅下降趋向。资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全国耕地总面积呈现持续减少态势[3-4]。近50年来，国内主要天然内陆湖泊以年均约20个的速度减少，湖泊湖面湖容呈同步萎缩；林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初减缩近1/2；约1/4天然草原已经沙化；自然湿地面积近10年间减少近10%；以长江、黄河等为代表的主要江河流量锐减，诸多河流已成季节性河流或出现常年断流现象，农业用水缺口日益扩大，旱象日趋严重或频发；西部地区冰川与冻土层加速萎缩[5-6]。

同时，全国耕地40%以上出现退化现象，1.05 亿hm2草场不同程度退化；天然林比重日益缩减，林种日趋幼龄化、单一化[5]，林地生态功能退化；农业淡水资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湿地破碎化、人工化倾向凸显。以农田生态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多样性正不断丧失，一些重要特殊的农业生态景观或生态类型面临濒危或永远消失，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呈现萎缩退化和先天脆弱性强化，并不断向结构单一化或简单化、破碎化方向演进。

湿地退化

2、作物（品种）多样性加速丧失

据FAO估计，20世纪以来，全球农作物（品种）多样性不断丧失，3/4农作物遗传性已经丧失[7]；美国97%曾经栽培的蔬菜品种已经消失；近15年间，印尼有1500个地方水稻品种已经消亡，3/4水稻品种来自单一的母体后代。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1/4的物种将陷入绝境。而一种植物的消失必将导致某一食物链断裂，或进一步诱致或加剧其他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1903-1983年美国作物多样性统计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有200多种高等植物已经灭绝，约46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全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平均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只能存活于实验室或种子库，很多种类尤其是野生种、半野生种、地方种或传统农家品种等早已在野外难觅踪迹或永远消逝，作物种质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或危机。

3、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锐减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约有41%的两栖动物物种和26%的哺乳类动物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脊椎动物灭绝速度较一个世纪前加速了100多倍[8]；3/4渔场已枯竭、废弃或面临减产的危险；在7600多种家畜禽遗传资源中，190种已灭绝，1500种濒临灭绝；2012年，全球濒危家畜禽品种则增至22%左右[9-10]。以家养畜禽为代表的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业已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的传统养殖畜禽品种正被现代农业单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高产新品种快速替代。

中国是全球畜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新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426个传统地方品种中，横泾猪等15个品种已不见踪影，55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成华猪等22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绝品种占地方畜禽品种总量的 14%，约85%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11-12]。

以鱼类为代表的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亦遭受重创，全国近岸海域及主要江河、湖泊、库塘或湿地中的水生、湿生或沼生生物种类、种群数量或结构等均发生显著变化，种类或数量锐减、种群结构日趋单一化。例如，“全球200 佳”生态区域之一的环渤海地区，90%的渔业资源已经商业灭绝；长江主要经济鱼类“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降至4 亿尾，捕捞产量不到最高年份的1/4；云南省淡水鱼类中1/3种类濒临灭绝，湖泊鱼类中2/3种类已销声匿迹；高原明珠洱海湖中螺贝类大型底栖动物与大理弓鱼等诸多土著鱼类已经绝迹或濒危[5，13]。

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

4、农田物种多样性受创

除主要农作物及其栽培品种多样性的加速丧失，以农田或土壤环境为核心、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同样遭受损害，许多有益动物、沼生湿生或水生植物、昆虫、害虫天敌、真菌、细菌等种类或种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数量明显减少或永远消失；一些有害生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则骤增，农田生物多样性丰度显著下降。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与作物授粉及产量密切相关的蜜蜂种群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尤以北半球为甚[14]。

近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蜜蜂数量分别下降了30%和10%~30%，中东地区蜜蜂种群规模则缩减85%以上。在国内，诸多研究及大量实证均表明，以鸟类、蛇类、昆虫、蚯蚓、线虫和蚁类等为代表的有益生物或害虫天敌种群数量正快速缩减，而以鼠类为典型的有害生物种群密度飙升，一些农林重大病虫害此起彼伏，危害加重；南方稻田生态系统中水生动物、昆虫类、蛙类、蚯蚓、藻类、杂草及土壤生物等种类或数量明显减少，多样性逐渐丧失。

5、外来生物入侵肆虐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气候变化加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外来生物入侵危害度日趋加重，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外来入侵生物达100种以上。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数量达544种，其中，100种危害较为严重，50种以上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的入侵生物。全国每年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11种农林入侵物种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574亿多元[5，15]。外来入侵物种已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及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对农林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或损害。

黄瓜上的烟粉虱

二、农业生物

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诱致因素

1、思想认识滞后

一是危机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囿于对大自然与客观世界认知的局限性和自然资源富足的表象，以及舆论导向的偏差或误导，使得人类尤其是国人乃至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均普遍存在盲目的优越感，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严重缺失，并进一步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坏埋下伏笔。

二是发展观念滞后。长期的贫困落后、物质匮乏与经济发展迟滞，使得国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意愿过度强烈，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色彩浓厚以致过度短视，片面追逐经济总量规模与增速或不切实际的“跨越”发展，而忽视发展的内在质量效率与资源环境成本。同时，误读发展的真正要义，将“发展”简单等同于增长，一味专注于眼前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对发展的科学性、和谐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平衡性缺乏足够认识。

三是认识肤浅。基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的渐进性、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客观原因，迄今，众多管理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乃至科技人员依然尚未真正全面认知和把握生物多样性在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深远意义，或依然停留于“治污”、“护林”的初始水平，对更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及重要性缺乏基本认知或一知半解，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严重恶果知之甚少，认识缺位、模糊或片面肤浅，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意识严重淡薄。

2、不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的损毁[5]。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惊人，但其对“三农”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掠剥或破坏也同样令人侧目，并呈现出极度的非理性和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城镇化显著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工业用地占比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且违法违规现象突出；城市新区容积率普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节约集约化水平低下等，致使大量优质耕地、重要天然湿地、草地、湖泊和滩涂等屡遭破坏或永远消失，从而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萎缩、退化或碎片化。

二是工业与城镇排污。伴随粗放、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的过度快速膨胀，全国工业和城镇“三废”排放量与日俱增，但无害化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及有效利用率等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偷排、超排和违规排放屡禁不止，“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致使巨量废污水、固体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不经任何处理肆意排放或堆放，污染或破坏土壤、水体或大气环境，进而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构成威胁。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对水资源的掠夺[16]。以水、电为核心的生产生活资源能源需求量与消费量陡增，继而导致各类引（调）水工程、地下水工程和水电工程等项目盲目上马、无序推进乃至泛滥，以及水资源过度开发与配置的失衡，最终加剧农业旱灾常态化、水资源供求矛盾尖锐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量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度发展

造成对环境的破坏 | 图片来源：网络

3、粗放的农业农村生产经营

一是发展理念滞后。古往今来，从国外到国内、科研到生产，获取农业最高或更高产量一向是人们孜孜追求的首要目的乃至终极目标。然而，过度、盲目或片面追逐暂时产量指标、眼前收益或短期效益效率之结果，促使人们从农业新品种培育开始，就急功近利地不断进行人工选择和“优胜劣汰”，以致到生产环节的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管理，大面积单一化连年推广种养高产“优良”品种并“不择手段”辅之以一切夺高产、保丰收和增效益的养殖栽培综合措施，而忽视种质资源和遗传多样性保护，轻视生态环境与产业多样性保护，忽视增产、增长或发展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科学性。

二是对农业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基于发展理念偏差和认识局限，追求产量产值、增收增效和脱贫致富的意愿过度强烈，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信念的客观现实性，致使毁林开荒、围海（湖）造田（地）、盲目外引物种和无序开发野生生物资源等乱象丛生，乱砍滥伐、滥垦滥牧、滥采滥捕和滥引等现象屡禁不止。同时，乡村建设无序失范，土地利用率严重偏低，缺乏规划、布局散乱、盲目攀比、贪大求洋、滥占耕地和奢侈浪费等不良倾向并存，以致对农业资源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产生胁迫[17]。

三是过度的农业化学化。当前，我国以化肥、农药、农膜和抗生素等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位居全球榜首，单位面积使用量为发达国家的数倍，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国际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并进一步呈现 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农业对化学品的依赖度达50%以上。同时，农业化学品的有效利用率或回收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致使大量化学品或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于田间地头或土壤，进而带来农业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毁。

四是不可持续的水利化。传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现代水利理念或水利化进程中，依然存在诸多粗放、欠科学或不可持续成分。例如，过度规模化或频繁、盲目的远程调（引）水与水坝水库建设，以及日趋硬质化、水泥化和直线化的江河坝堤、田埂沟渠及田间道路等，在大幅度提高排灌能力与防洪抗灾水平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导致水生态破坏或水环境恶化[17]，加剧农田生境碎片化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弱化农业环境的自净与自我平衡能力。

五是生物化的风险[5]。一方面，农业转基因或高产杂交新品种的不断选育研发和推广扩散，致使传统地方品种、农家品种逐渐萎缩乃至消亡，从而加速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农田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同时，极易引发新生重大病虫害的侵袭危害，导致农业生物种群结构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基因漂移与污染，在严重破坏农业生物遗传的完整性、多样性与生存能力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催生新的超级有害生物或增强有害生物的危害性；进入土壤的转基因生物残余，则产生新毒素而殃及土壤生物。

过量的农药喷洒

4、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

一是耕地污染严重，质量下降。当前，我国近 20%耕地土壤污染物超标，约 20%耕地遭受重（类）金属污染，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化学农药污染，2500万hm2以上农田受塑料残膜污染，大面积土壤遭受硝酸盐、亚硝酸盐等化肥残余物污染，受酸雨危害农田达 266.67万hm2，污灌区面积为650万～700万 hm2。同时，全国耕地等级总体偏低，质量欠佳或较差，60%以上耕地无水源保障；40%以上土壤出现退化现象，中低产田占比高达 71%；土壤营养失衡严重，沙化、盐碱化突出，水土流失加剧[5，18]。

二是水环境堪忧。环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地表水总体呈轻度污染，十大江河水系 50%受污染；近 40%国控重点湖泊水质达污染级；约 60%地下水水质较差或极差；近岸海域 1/3以上遭受污染，局部污染严重[19]。

三是大气环境质量下降。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大气环境中的氨通量增加了数倍；农业产业排放的痕量温室气体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500多万hm2耕地遭受不同程度大气污染[5]。目前，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不足1%，雾霾范围、频次和持续时间不断刷新纪录。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5、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当下，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自然灾害频发，影响愈益广泛深远。气候的持续暖化及降雨量的时空剧变，一方面，可以直接改变农业生物生存发育及地理分布区间，加剧沿海土壤盐渍化、沼泽化进程，导致农业生境萎缩；另一方面，则使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以特大干旱、旱涝急转、罕见暴风雨（雪）、沙尘暴、低温冰冻、高温酷暑、泥石流等为主导的极端异常天气与自然灾害的频现高发，已经并正在带来农业生态环境的直接损毁或破坏，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17]。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已悄然而至并日趋严峻，其成因是复杂多层面的，既与直接、主观和可控的人为因素密切关联，又有客观、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综合作用。但归根结底，人类活动或人为损毁是导致并加剧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人们长期背离客观自然规律、急功近利、逆天而行和盲目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又是渐进、持续、隐蔽、复杂和不可逆的，其影响是广泛、深刻、严重和持久的。

因此，亟须以全球大视野、国际大背景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认识和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唯有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彻底转变陈旧、落后和非理性的传统发展观念与粗放低效发展模式，牢固树立科学可持续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并一以贯之，方能有效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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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本杰明教授曾说：越是到了高等教育的阶段，人们就越重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尤其是精英阶层。无论是梁启超、胡适、林语堂这些文学大师，还是纵横商界的马云、任正非等都是历史爱好者。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既系统、严谨，又好读、易懂。作者杰弗里•瓦夫罗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深耕世界史领域数十年， 耗费了三年心血，从宇宙形成到21世纪初，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商贸民俗……所有现代人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人类历史时刻，在此一览无遗。

截止到2008年我国平均每亩地施加多少农药

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难以具有持续性”，在5月18日举行的绿家园记者沙龙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对与会媒体表示。

蒋高明总结说，现代农业的特点涵盖了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等，这些产品或技术的不合理使用，造成了现代农业的有不可持续性。蒋高明具体介绍说，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

蒋高明提供记者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国际公认225千克/公顷），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2007中国化肥施用量 443千克/公顷。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机磷农药占70%，高毒农药占70%，杀虫剂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

污水灌溉也是农业产生的环境问题之一。污水灌溉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占污灌面积的20%；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

蒋高明还介绍说，由于农药与化肥使用过量，我国农产品质量下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而耕地污染严重会因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严重的农田面源污染更会造成陆地水体富营养化和近海赤潮。

“一方面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趋利，耕地与消费者都受到了损害。”他说。

与此同时，生产农业资料源头污染也应当引发关注。蒋高明表示，现代农业依赖大量的化学物质投入，生产这些物质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煤炭、天然气，污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加剧，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新技术（如生物技术利用）依然加大了对化石资源利用，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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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里种的都是有机蔬菜吗

温室大棚里种的不都是有机蔬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大棚里种不出有机蔬菜，因为大棚本身就是用农药、化肥、农膜“制造”出来的“有毒的”微环境。

设施蔬菜栽培改变了蔬菜的生物学本性，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菜，就必须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肥，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鸦片式治疗”的恶性循环。

扩展资料：

温室大棚蔬菜过量施肥现象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土壤中氮、磷养分富集还会持续。氮元素在土壤中转化成硝酸盐，通过水、蔬菜等进入到人体内，积累转化后容易致癌，影响人的生命健康，潜在风险继续扩大。

轮茬是有效缓解土壤盐渍化和土传病害的举措，但由于每个地区适宜种植品种有限，调茬后可能无法和市场对接，影响农民收益。

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依赖农药”鸦片式治疗” 大棚土壤病变难培有机蔬菜

市场上哪几种米是转基因水稻？如何分辨？

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两会期间，包括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内的120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转基因主粮的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农民和消费者的视角审慎地看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实惠和风险各自何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又该在这场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为，这样的审慎，换来的必然是更透明的决策、监管以及中国人更健康的未来。稻田里的暗战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本刊记者发自武汉湖广熟，天下足。3月下旬的武汉，在一场暴雨后气温已经接近30度，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着大的土坷垃。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老稻米的种子已难找到50多岁的董克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回忆起父辈们种水稻时，董克江记得都不撒农药，稻田里甚至可以养鱼。秋收的时候，掀开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来。“那时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饭。”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时候家里种的老品种的水稻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亩产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时候虫害少，和虫战斗的方法则只是简单的灭杀(点诱蛾灯)，“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是当时益虫多，保护得好，大部分还是留给了我们。”在70年代末，政府推广了一种可以高产的“农垦五八”稻种，这种水稻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病虫害肆虐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虫繁殖能力本来就弱，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这样一来，原来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过了几年，董克江的父亲觉得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农药的老品种来。董克江和他的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讨回了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别的田里的虫全都往这个田里跑，还是绝收了。”董克江说，如今这些老稻种已经没有了。但是，让董克江父亲怀念的常规育种培育，在政府研发层面却一直未成为主流。“‘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2010年两会发言中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以后，他特别想多保存各种作物的老品种。他在山东调查时发现，种植过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如今想种传统的棉花，种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知情种下转基因水稻农民要的是高产。董克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两斤肥，大概100块钱，两斤半的种子40块钱，还有大概50块钱的农药和30块浇水的钱，不算人工，每亩田成本要200多块钱。而现在政府收粮是8毛钱一斤，早稻亩产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来，一亩田卖的稻谷大概平均能卖600多块钱，减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块钱的利润。“现在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账。去年普通杂交水稻的种子一斤卖7块钱，今年已经卖到15块钱，膜从50块钱一桶，涨到了80块钱一桶，老水牛从一千多块涨到近四千块，很多都是两三家合伙买一头牛。“农民什么价格都决定不了，他自己能决定的就只有产量。”魏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多打农药，虫子少产量就高，施大肥，稻谷产量也高。”但近年来由于农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种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胁着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稻的新品种。“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有农技站的种子公司，也有个人的种子公司，都在卖。”董克江说。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住在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农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自己也种了3亩这样的抗虫水稻，“开始都不知道种这种水稻是违法的，种子公司说是政府培育的。”胡姓农民说。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转基因大米的种子价格很贵。按照2005年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价格很高，像赌博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高产。”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样采取了观望态度。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上述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规模种植的结论，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接受该杂志采访时曾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当时，该杂志称张启发为“中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这个高调的发言，也让国内外转基因领域的同行，都认为2006年春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就“极为可能实现了”。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自2009年8月17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记者问，并表示：“截至目前，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说是不打药还是要打药”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种水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而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