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明│清前期回疆的水稻种植

　　提要

　　从满汉文档案结合传统文献记载看，清前期回疆官方开展水稻种植的目的主要在于供应驻扎及过往官员口粮，兼及回疆年班伯克等人员需求;清朝统一回疆之初，西四城中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与叶尔羌三城，以及东四城附属城庄库尔勒、沙雅尔与拜城三地均为既有维吾尔稻田产区;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与乌什在统一回疆初期由绿营试种水稻，和阗迟至嘉庆元年由当地官府引导维吾尔百姓种植，以上五城均属水稻新扩产区。清朝供给官员稻米的制度性规定，成为清前期回疆水稻种植地域扩大的直接原因。可见，清前期回疆农业经济不止得到“恢复”，也有新的“发展”，并最终影响了清末回疆水稻种植。

　　作者简介

　　王启明（1984—），男，陕西兴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北边疆史。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回疆（今南疆地区）后，在天山南路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及其各自僚属官员200余员分治八大回城，并辅之以满汉换防官兵4700余名驻扎防卫。清朝将当地旧有伯克按照清朝制度加以改造，在八大回城共设各类伯克官员不下300名。此外，在新疆周边还形成了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一系列外藩朝贡部落。按照清朝《户部则例》规定，以上驻扎新疆官兵口粮实行“官员粳米，兵丁粟米，均日支八合三勺”的供应要求 ，而新疆年班觐见伯克及进贡回目则享有京升粳米八合三勺的配给规定，至于回疆外藩朝贡人员路经回疆时亦可享用稻米。以上各类满汉官员﹑回疆伯克及外藩朝贡人员，每年皆有经行回疆之处，且大多通过天山南路交通往返。祁韵士曾描述天山南路交通“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逦西南行，曰吐鲁番、曰喀喇沙尔、曰库车、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叶尔羌、曰和阗、曰英吉沙尔、曰喀什噶尔”。如此，八大回城官府便有接待和供应驻扎与往返官员、年班觐见伯克及外藩朝贡人员稻米之责。然在乾隆帝平定新疆后的治疆理念中，所有移驻大臣官兵每年所需经费等皆可通过屯垦自给，很难设想各城供应稻米皆来源外地，甚至来自内地，这显然有违乾隆自我夸赞并反驳那些质疑他平定新疆进而靡费内地的各种议论。”如此便涉及清前期（尤其是乾隆年间）回疆的水稻种植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从清代新疆农作物种植与地域分布的角度涉及或讨论回疆水稻种植问题，如齐清顺在研究新疆玉米种植问题时，已经注意到新疆方志中有回疆水稻的记载，其后张建军对回疆水稻种植的地域分布也有过简要的描述。近来鲁靖康在广泛搜集传统汉文官私资料的基础上，对新疆水稻种植的起始时代及清朝当地水稻种植的地域分布情况做了不少学术推进。但以上研究并未分析清前期回姗水稻种植的既有产地与扩展地域的时空变化（试种时间﹑种植始末）及稻田分布，亦未讨论回疆各地水稻的具体种植模式（维吾尔民田、绿营屯田）等问题。究其缘故，主要在于以往研究所据资料有限。本文主要利用清代军机处满汉文朱批、录副奏折与户科题本等一手档案，试就以上回疆水稻种植本身所涉问题展开讨论，借此重新认识清前期回疆经济开发中的农业发展及其后续影响问题。鉴于回疆相对分散的绿洲农业分布情况，以下按照回疆八城及其附城分别论述各自区域的水稻种植情况。

　　一、喀喇沙尔、库车水稻种植

　　地处回疆东四城东部的喀喇沙尔与库车，《嘉庆重修一统志》（下文简称《一统志》）曾引《北史》与《唐书》等正史“西域传”中两地水稻种植之记载”，说明两地水稻种植的悠久历史。在清朝平定回疆初期，据大致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二十九年（1764）之间的《西域地理图说》一书显示，喀喇沙尔每年所交额粮1400石中含有粳米100石，但该粮赋应征收自喀喇沙尔所属库尔勒等回庄维吾尔百姓，因为稍后椿园在其《西域闻见录》中记录位于喀喇沙尔西南150里的库尔勒利用开都河水浇灌﹐因而“土产稻米”。或因库尔勒距离喀喇沙尔较远，抑或喀喇沙尔驻防绿营便利，乾隆二十七年（1762），喀喇沙尔本地屯田水稻始由办事大臣达桑阿试种，兹将其满文档案汉译如下:

　　查，喀喇沙尔官员及往来经行大臣官员﹐于例需用稻米，此前皆从内地运送而来。今年春季时，奴才斟酌本处，从辟展带来二石八斗六升籽种，试种十四余亩。今查看收割碾打情形，共收获六十一石余。将此收获留足明年所需籽种外，其余皆贮存于仓，以便就近支放本城官员及往来经行大臣官员，且可节省内地运送开支，为此谨奏闻。

　　据上奏折，可以看出喀喇沙尔于乾隆二十七年从东部辟展获得籽种，在当地试种水稻，主要为解决当地驻扎及往来官员等口粮稻米需求，比较收获与籽种数额，收成在二十一分以上，不仅丰收，且可免内地转运费用。此后当地稻米收获呈增长趋势，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供支驻扎官兵等新收“稻子四十八石六斗六升二勺”，供支屯田官兵等新收“稻子三十一石三斗三升九合八勺”，两项总计，当地水稻收获至少在80石以上。乾隆四十六年（1781），水稻收获已达144.5石。档案显示稻田位于喀喇沙尔以东乌沙克他尔屯田内，该处屯田设有粮仓，主要供应当地驻军及支放喀喇沙尔东路军台维吾尔当差百姓口粮雪，设有屯田千总及经制外委各一员。该屯水源系由北部察罕通格山沟内融雪河流（即今和硕县乌什塔拉河）灌溉。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数据显示该处屯田共计6040亩，屯兵302名，平均每名种地20亩，其中稻田40亩，约占屯田总面积的0.6%，收获144.5石，亩产3.613石，为该屯亩产量最高的农作物，但脱壳细粮不如糜子，更无法与大小麦等相比R，这也正好说明稻米的稀有和珍贵，驻扎官员及过往大臣等成为首选供应对象。清末《焉耆府乡土志》及《新平县乡土志》皆记载当地物产含有水稻一项，足见当地适宜水稻种植。

　　库车官府试种水稻紧随喀喇沙尔之后，据乾隆二十九年库车办事大臣鄂宝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奴才鄂宝谨奏﹐为种植水稻之处奏闻事。查，库车地方并无米，官员口粮皆回子等上交小麦、大麦等谷物磨面支给。去年找得稍许稻种试种，收获二十石五斗稻谷，今年将其作为稻种之处业已奏闻，今收获时节，查看收割，共获二百三十石，十分有余。从中酌量留存籽种，其余足够供支此处官员及过往官员口粮，即碾成米，预备陆续支放，此后根据每年足敷使用估算种植。今既供给官员口粮之米多出份额，可以供给军台回子，折抵其盐菜银两，令按年将需用之数计算归入题册请销。将此收获稻谷交待掌管粮谷钱粮事务官员遵办外，为此谨奏闻。

　　据方志记载，库车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后，至“二十八年设立防兵，建盖大小官员衙署、兵丁住房”，而上述库车水稻试种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显然是为了解决当地官员稻米口粮需求。为此将当年所获稻谷留作次年稻种，收获分数超过十分。通过种植水稻，不仅足敷当地驻扎及过往官员之需，且结余稻米可供应军台当差维吾尔百姓，以抵盐菜银两。此后，库车水稻每年均有大量结余，且年年升高，如乾隆二十九年存余稻谷219.21石，乾隆三十三年（1768）结余稻谷580.511石，乾隆三十七年（1772）旧管稻谷更是高达915.738石。因此，乾隆三十七年，库车办事大臣达色因库车地方水稻年年丰收，每年仅食用一半，当年底库储结余已达1060余石，但当地士卒，商民与维吾尔百姓又不喜欢食用大米，因而极易造成腐烂，达色遂奏请乾隆三十八年（1773）停种水稻，改种小麦。次年，户科题本显示库车“新收”项下已无稻谷，证明其已停种，但结余稻谷支放官员口粮仍持续了几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当地供支驻扎大臣口粮中已无稻米一项。不过，按照达色原奏，待所有水稻使用将完之时，再根据需求有限耕种，以便支放官员口粮=，不过该计划似乎并未施行，至少在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末年的户科题本中未见有新收稻谷，或因本地官员等不喜食用稻米，更倾向于麦面。至于其稻田区位，据今保存并反映清代乾隆年间内容的《新疆地舆总图》库车图幅在城南绘有“稻田地”一块，应为其稻田所在。而清末《库车直隶州乡土志》“产物”门再度出现“稻谷”，说明库车仍适合水稻种植。

　　在库车本城之外，椿园《西域闻见录》记载，位于库车西南160里的沙雅尔回庄，因其靠近渭干河，且“地下湿炎热，宜子粳稻”。而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的《回疆通志》亦有“稻，不多种，各城虽种，而沙雅尔种者最佳”之记载”，同书尚有沙雅尔“田地宜粳稻”。以上皆说明沙雅尔在清前期均有水稻种植，且稻米质量优良，属于粳稻。至清末，粳稻种植仍在沙雅尔地方农作物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阿克苏、乌什水稻种植

　　有关阿克苏地区的水稻种植情况，据椿园观察，阿克苏以东450里之拜城地方当时产米，只是地气寒冷，较为稀少而已。有学者依据《回疆通志》认为阿克苏城稻田开办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其实，相同记载还见于乾隆年间所修《西域图志》及道光年间修成之《西域水道记》。但当地水稻种植的实际年代要更早一些，兹将乾隆二十七年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查，因此前阿克苏地方并无稻米，驻扎大臣、官员等往来经过行走，人员均给粟米、面粉。从去年，奴才获得稍许稻种，交给镇城兵营参将g ‘ati查看试种，亦如其他谷物一样征收，只因耕种甚少，将所获十五石稻谷作为籽种储存。今年又多耕种，征收三百四十五石七斗，奴才将此项稻谷酌量留存来年需用籽种，余者碾米存仓储备﹐用于发放各城大臣、官员及往来行人，为此谨奏闻。

　　据上，阿克苏水稻最早试种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并非前述方志所载乾隆二十七年，主持者为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并由当地绿营官兵耕种。但始种之年耕种有限，次年方有较大收获，除留存籽种外，不同于别处开发地利以资民生目的，该处稻米主要用于南疆各城大臣官员过往差使及内附藩臣筵宴之用。至嘉庆初年，阿克苏每年供给当地满汉官兵口粮及铜厂军台马牛料石粮料7482.2石，同期稻屯兵丁每年交纳稻谷502.35石。至于其稻田规模及其分布区域，《新疆识略》记载在阿克苏城东南共有150亩，每年交纳稻谷502.35石。《新疆地舆总图》阿克苏图幅在阿克苏城东靠近接官亭附近绘有“屯种稻田”字样，应为清前期阿克苏城稻田所在。

　　乾隆三十二年，阿克苏水稻停种一年后再次恢复种植，此后阿克苏水稻收获分成一般达二三十分，除留足籽种外，所余运往乌什供当地官兵支配。为鼓励生产，对于收获18石以上的绿营兵，由管屯官兵具奏交部议叙。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参赞大臣从乌什移回喀什噶尔后，阿克苏水稻生产依旧。至嘉庆十六年（1811），档案记载阿克苏城水灾将“厥内米面冲去四百八十一石零”，想必其中稻米储量亦有一定数额，而且“阿克苏水患图”显示汉城东门外有“稻屯”标记，与《回疆通志》阿克苏城“东门外有稻屯一处”之记载完全相符。此后一直到清末，阿克苏依然为回疆重要稻米产区，如光绪十八年（1892）前往南疆上任的王廷襄在其从阿克苏回城向南前往新城伊始，道路右侧皆为稻田，并强调“阿克苏稻米甲内地十八行省，虽甘州乌江米最精，不逮也”，且可与上海所食海外吕宋（今菲律宾）稻米并列。清末《新疆图志》亦有“米产阿克苏者良（粒长，色白，味甘而濡，精凿出东南杭米上）”及“温宿宜杭稻”。《温宿府乡土志》亦有“本境大米，小麦、包谷、青稞、胡麻﹑豌豆只供地方食用，唯大米较为著名，所产不多耳”。以上均见阿克苏在清代新疆水稻种植及其所产稻米的重要地位。

　　有关阿克苏地区的水稻种植情况，据椿园观察，阿克苏以东450里之拜城地方当时产米，只是地气寒冷，较为稀少而已。有学者依据《回疆通志》认为阿克苏城稻田开办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其实，相同记载还见于乾隆年间所修《西域图志》及道光年间修成之《西域水道记》。但当地水稻种植的实际年代要更早一些，兹将乾隆二十七年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查，因此前阿克苏地方并无稻米，驻扎大臣、官员等往来经过行走，人员均给粟米、面粉。从去年，奴才获得稍许稻种，交给镇城兵营参将g ‘ati查看试种，亦如其他谷物一样征收，只因耕种甚少，将所获十五石稻谷作为籽种储存。今年又多耕种，征收三百四十五石七斗，奴才将此项稻谷酌量留存来年需用籽种，余者碾米存仓储备﹐用于发放各城大臣、官员及往来行人，为此谨奏闻。

　　据上，阿克苏水稻最早试种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并非前述方志所载乾隆二十七年，主持者为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并由当地绿营官兵耕种。但始种之年耕种有限，次年方有较大收获，除留存籽种外，不同于别处开发地利以资民生目的，该处稻米主要用于南疆各城大臣官员过往差使及内附藩臣筵宴之用。至嘉庆初年，阿克苏每年供给当地满汉官兵口粮及铜厂军台马牛料石粮料7482.2石，同期稻屯兵丁每年交纳稻谷502.35石。至于其稻田规模及其分布区域，《新疆识略》记载在阿克苏城东南共有150亩，每年交纳稻谷502.35石。《新疆地舆总图》阿克苏图幅在阿克苏城东靠近接官亭附近绘有“屯种稻田”字样，应为清前期阿克苏城稻田所在。

　　乾隆三十二年，阿克苏水稻停种一年后再次恢复种植，此后阿克苏水稻收获分成一般达二三十分，除留足籽种外，所余运往乌什供当地官兵支配。为鼓励生产，对于收获18石以上的绿营兵，由管屯官兵具奏交部议叙。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参赞大臣从乌什移回喀什噶尔后，阿克苏水稻生产依旧。至嘉庆十六年（1811），档案记载阿克苏城水灾将“厥内米面冲去四百八十一石零”，想必其中稻米储量亦有一定数额，而且“阿克苏水患图”显示汉城东门外有“稻屯”标记，与《回疆通志》阿克苏城“东门外有稻屯一处”之记载完全相符。此后一直到清末，阿克苏依然为回疆重要稻米产区，如光绪十八年（1892）前往南疆上任的王廷襄在其从阿克苏回城向南前往新城伊始，道路右侧皆为稻田，并强调“阿克苏稻米甲内地十八行省，虽甘州乌江米最精，不逮也”，且可与上海所食海外吕宋（今菲律宾）稻米并列。清末《新疆图志》亦有“米产阿克苏者良（粒长，色白，味甘而濡，精凿出东南杭米上）”及“温宿宜杭稻”。《温宿府乡土志》亦有“本境大米，小麦、包谷、青稞、胡麻﹑豌豆只供地方食用，唯大米较为著名，所产不多耳”。以上均见阿克苏在清代新疆水稻种植及其所产稻米的重要地位。

　　三、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

　　与和阗水稻种植

　　有关喀什噶尔地方水稻生产，检阅大致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二十九年（1764）之间的《西域地理图说》—书，在当地所缴赋税一门中并无稻米记载。而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回疆志》虽言回疆本地有水稻种植，但并未明言喀什噶尔地方的水稻生产。如此，乾隆二十七年前后回疆东四城试种水稻的情况并未发生在喀什噶尔地方，反而乾隆二十八年有试种粟谷的明确记载°，且同期档案中似未见有稻米生产。其后，户部所造当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官兵钱粮汉文题本中仅有“官役每员名日支口粮八合三勺”，其中“口粮”一词对应满文题本anggalaibele ， 有时部分档案也作“口粮米”，但该词作为清代户部与兵部的日常公文用语，因而并不能据此确定支放给官兵口粮即为稻米。稍后，椿园在其《西域闻见录》中叙述喀什噶尔所属英阿萨尔（英吉沙尔）回城“土产稻米”及喀什噶尔阿拉图什回城“土田广沃，果木繁茂，地下湿宜稻”，说明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确有水稻种植，这在稍后乾隆四十年（1775）档案中得到印证，当年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申保等奏称山水充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英噶杂尔）所属各村庄不仅大小麦丰收，而且“水稻、高粱等类谷物皆结好谷穗，将要收割，查其情况，亦比其他年份丰收”。但不同于东四城绿营官兵耕种，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水稻显然是由当地维吾尔群众种植。但或因为当地官员不喜稻米，有时口粮往往以大小麦高粱增加配额的方式折给官兵，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户科题本显示“官役每员名，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或面一斤;其米石以小麦加二、大麦高粱加三折算放给”。据此，前文所述清朝公文用词“口粮”（anggalaibele）字面上应指稻米似无疑问，但其实际所发种类则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至嘉庆年间，当地仍有水稻种植，这在《一统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编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疏勒府乡土志》“物产”一门记载当地“稻谷每年约产二三万石”，足见当地水稻种植规模之大及其产量之巨。

　　有关叶尔羌的水稻种植情况，在清军平定回疆战事中即已显露。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将领兆惠率军轻进，被大小和卓围困于叶尔羌城外之喀喇乌苏河附近，即所谓的“黑水营之围”。所幸清军挖掘获得容米济食，并于次年成功脱险返回阿克苏。乾隆为此赋诗作韵，并自注道:“树丸窖米符祥占（喀喇乌苏之役，将士方坚壁趣援时，于固守处得窖米赡军，树上检铅丸济用，并获神助），孤军接应遂解严。”此窖米当为稻米，因为《西域地理图说》记载乾隆统一新疆初期，当地维吾尔百姓每年所纳粮赋2000巴特吗中有100巴特吗稻米，占比虽仅5%，但可以佐证乾隆诗文窖米中至少包含一定的稻米。与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相同，当地水稻也由维吾尔百姓种植，并成为乾隆早期新疆水稻扩展种植稻种的来源地之一，如伊犁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二次试种水稻时，其10石稻谷即来源于叶尔羌。随后，叶尔差水稻收获逐渐增加，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当地钱粮题本“新收”项下便有“粳米五百三十石.稻子二十六石五斗”，“开除”项下有“粳米四百三十六石八斗二升四合八勺.稻子二十六石五斗”，除供应驻扎官员外，所产稻米还用于筵宴乾竺特使臣及折给各营官员支领口食羊只不足份额等。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叶尔羌共收回民一年额交正项，并人官地平半分收粳米九百六石五斗六升五合四勺”及“稻子五十三石”。据此可知，叶尔羌当时主要征收脱壳后的细粮粳米，征收粗粮稻谷则为数甚少。若再对比东四城年产稻米数额，完全可以确认当地水稻种植面积具有相当规模，按照清朝“原垦民田”土地“岁入十分之一”征收标准，以及对纳入“官地”的土地，按照“岁入十分之五”，亦即“平半分收”征收原则*，可知当年维吾尔民众所获稻米仍有大量的余粮留存民间。但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地官府在满足官兵口粮粳米90.1石的情况下，将余粮“粳米四百三十九石九斗，照依时价每石变钱二腾格零四十七文，共变钱一千二百九十三腾格零十五文。稻子二十六石五斗，照依时价每石变价钱一腾格零三十八文，共变钱四十六腾格零三十二文”，随后再将变价钱数折交成布匹与棉花运往伊犁。@此后当地稻米供应远大于每年食用额度，因此产生大量余粮，只得变钱折交布匹，运送伊犁。正因如此，当地种植稻米的实况被椿园在其《西域闻见录》中以“土产米谷”的文字所记录。°至嘉庆二十年（1815），当地粳米每石变价普儿钱147文，道光四年（1824）梗米折价仍为每石147文，稻子每石折交钱88文。可见粳米折价自乾隆朝以来基本保持一致，稻谷折价则有所回落，但这种变化应与当时的银钱兑换比例有关，但也说明当地一直有水稻种植。至清末，《新疆图志》记述莎车府窝浦渠浇灌的九大庄中，即有“阿拉尔.马厂二庄兼艺粳稻，尤号富庶”。又所属英额瓦提渠五月“玉河水涨，复艺粳稻.菽黍，是为晚禾”。可见，当地水稻种植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有关和阗的水稻种植情况，《西域地理图说》曾言当地所缴粮石种类“俱与叶尔羌相同”。果真如此，乾隆年间和阗应有水稻种植，但并未得到同期其他方志的任何佐证。及至嘉庆年间，《一统志》仅载当地种植“谷.黍.桑.麻”，并无水稻。如此，是否意味着乾嘉年间当地并无水稻种植实际并非如此，有学者已利用汉文档案指出和阗水稻种植出现于嘉庆年间，计划六年升科F，但并未指出其种植原因及是否最终升科等始末详情。兹据和田办事大臣徐绩嘉庆元年奏请遣犯试种水稻之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奴才徐绩﹑恩长谨奏，为开垦官荒田亩试种稻谷奏闻事。查，和阗东城门外一处官荒田亩估计共有六千余亩。土地低洼潮湿，虽有干地交错，因夏秋时节河水上涨常常泛滥，不能种麦，亦无法放牧牲畜。奴才等查看情形，似应种植稻谷，因先前不得通晓水田之人，所以丢弃，致使地利白费可惜。这几年从江南、浙江省发配来的罪人内有熟谙种植稻谷者，令他们去看田亩，据云种植稻谷尚可。查和阗地方回子承受圣上养育深仁已三十余年，逐渐生长繁衍变多，因稻谷一项乃必用之物，全从叶尔羌采买，路途遥远，价格昂贵，若能多种一项谷物，于回子等生计更为有益。奴才之前从遣犯内挑选几名熟谙水田人员，令开垦试种，如果丰收，回子等闻知种植水稻较耕种麦子获利，无不振奋，彼等自可祈请开垦。现因试种牛只、套具及籽种无多，奴才出资办给银两，秋季妥为征收时，再另行奏闻。因此，奴才等将和阗东城门外地方情形绘图贴说，谨进呈，祈请圣上明鉴。为此谨奏。

　　据上满文奏折，和阗此前食用稻米，系高价从西部种植稻米的叶尔羌采买。后来发现和阗（伊里齐城）R东城门外有官荒地亩6000余亩，适合种植稻谷，但一直未能找到通晓水田人员，因而未能开办，继而南方发遣人员内有熟谙种植稻谷者，办事大臣徐绩遂自行出资开办，以期秋季丰收，借以引导当地维吾尔百姓种植。虽然保存下来的档案中并无当年秋收的奏折，但嘉庆三年（1798）十月徐绩奏“和阗东城门外六千余亩官荒地亩，嘉庆元年（1796）三月时，奴才徐绩并恩长上奏开垦耕种稻田，因今年回子等种粒丰足，将 六千余亩全部耕种，共收获六千四百八十余石，笼统估计每亩可收一石二斗稻谷，十分有余。”

　　综上，和阗在乾隆年间并无水稻种植，嘉庆元年（1796）始由南方遣犯试种，嘉庆三年收成超过十 分，虽不及乌什以外其他东四城水稻收获分数，但对比民国三年（1914）新疆水稻大约0.896石的亩产量，其收获分成及收获总数已为数不少，足敷当地使用。然好景不长，次年接任办事大臣恩长奏称，官荒稻田开办伊始，当地伯克及维吾尔群众踊跃认领，并由遣犯教习种植，定限六年升科，但此后收成分数逐年减少，而且土脉水性并不适合水稻生长，因而奏请停止种稻。加之当时“回民烟户众多，而领种官地交纳钱粮之阿里班齐止有15911户，每遇阿里班齐内有人亡无嗣官地现存者，即招人承认，亦有人亡而官地失迷无可拨给者”，因而恩长奏请将稻田地亩补给附近有粮无地农民，听其自由耕种。朝廷是否同意，朱批并未明言。但嘉庆六年（1801），新任办事大臣兴肇等奏“依里齐城仓贮，前任徐绩自买稻种试种稻田，共收获稻谷一百六十九石六斗零，后因回民不谙水田，于嘉庆四年经前任恩长奏明停止”。可见，和阗水稻种植未到升科之年，即于嘉庆四年停止，并未达到升科交粮目的。至清末，《和阗直隶州乡土志》再次显示当地物产中含有“稻谷”一项，说明晚清和阗再度恢复水稻种植。

　　四、结语

　　水稻作为喜温好湿作物，南疆塔里木盆地夏季炎热，沙漠广布，绿洲干旱少雨，因而当地水资源成为制约水稻种植的主要自然因素。但就现有满汉文资料来看，清前期水稻种植却广泛分布于回疆各城及其附属城庄，不难发现当时稻田大多分布于环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塔里木河、渭干河、开都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克孜勒苏河与和田河流域等水源充足的冲积平原，并由河渠灌溉。在种植时节上，回疆水稻多为春播秋收，属于一年一熟制。在稻田时空变化方面，回疆稻田可分为维吾尔既有水稻产区与绿营屯田新扩水稻产区，各具特点。

　　首先，在清朝统一回疆之初，西四城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与叶尔羌三大回城，均为维吾尔既有水稻种植区。按照叶尔羌每年征收稻米额数，除满足当地官府所需外，每年均有大量结余，日后遂作变价处理，因而以上三地水稻种植应有相当规模。与以上三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四城在清朝统一回疆之初并无水稻种植，维吾尔既有稻田仅在附属城庄库尔勒、沙雅尔及拜城三处零星分布，或因附属三地距离所属本城较为遥远，或因三地稻米本身产量有限，东四城并未依赖附属城庄所产稻米，而是选择绿营官兵就地试种水稻，满足驻扎及过往官员所需。相比喀什噶尔等西三城维吾尔既有水稻种植规模，东四城绿营屯田水稻规模则相对有限，如乾隆年间喀喇沙尔仅有40亩，阿克苏仅有150亩。除阿克苏每年所获五百余石外，其余皆为一二百石，但已完全满足各城驻扎及过往官员所需，甚至如库车使用稻米有限，为防霉变腐烂，遂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主动停止种植。

　　其次，综览东四城阿克苏、喀喇沙尔、库车与乌什分别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十七年（1762）、二十八年（1763）与三十一年（1766）试种水稻年份，正是清廷构建与确立回疆职官及驻防体系的关键年份。换言之，政治因素是促使清前期回疆水稻种植迅速扩大到东四城核心驻防城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乾隆三十年“乌什事变”后，乌什绿营官兵在回疆参赞大臣移驻乌什的次年即开展水稻种植，虽然后来因当地自然条件不适而停止。至嘉庆年间，不同于东四城绿营屯田，回疆水稻种植进一步扩展至和阗地区，并从驻防军需走向开发地利的民生之举，虽然最后因田土自然环境不适而停止，但当地官府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三，乾隆、嘉庆年间回疆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以往学者将清前期南疆农业经济定位在恢复层面的固有印象，东四城绿营屯田水稻应是清前期回疆农业经济的重要“发展”因素。在历经同治与光绪年间新疆社会变乱后，伴随大量具有稻米饮食传统的湖南官员的到来，回疆既有水稻产区不仅恢复种植，而且得到进步一发展，如年产稻谷二三万石的疏附水稻，以及著名疆内并比肩海外优良稻米的阿克苏水稻。

　　综上，清前期本为满足驻扎及过往官员等人员稻米的制度性要求，无意间成为当时回疆水稻扩大种植的政治性因素，客观上也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种植习惯和传统，进而影响到清末回疆水稻种植，并在人为改善水稻种植自然条件的影响下，使得南疆水稻生产得以快速发展，如1985年南疆水稻种植约占全疆水稻总面积的78%，约占全疆总产量的73%。使得过去主要供给军需的“国计”水稻生产，一步步走向民生民食，客观上也为以稻米为主要食材的新疆抓饭成为民间百姓常食创造了前提条件，进而丰富了当地百姓的饮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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