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往往惊诧于村里的人能吃。
在农历五月初，生产队就开始收麦了。白天割麦子各家吃各家的，青壮年劳力在地头连轴转不休息，送饭的则是老幼。晚上开始打麦子，打麦机其实是一个简陋的滚筒，由电力或者柴油发动机驱动。需要几个眼明手快的人不停地把一束束麦子送入打麦机，麦秸粉末四溅，不一会满脸满头都是尘土，连吐出的口水都是黑的。这个活比较危险，三夏下来，往往会有一两个伤着手的。其他的人，把麦粒装入口袋或者将麦秸用桑叉挑走上垛。技术好的能把麦秸垛堆得很高很大，而且风雨不侵。
夜班挑灯大战一般在12点之后结束，结束时队里用刚打的新麦犒劳大家。队里的保管掂一杆称，一个人称一斤白面交到做饭的妇女队长手里。妇女队长领着几个干净利索的女社员将这1斤面+油盐+水，撒上葱花，烙一个小盆状的大饼，发给社员。头几天我们知青根本吃不下。周围的社员几口就吃完了，还能把我们剩下的也吃个干干净净。
进入农历十月，北方的农村已经很冷。地里也没有什么庄稼了。人民公社就组织挖河。那个时候大兴水利工程，仅仅我们公社就规划了除害河、兴利河等河流。挖河基本是男女劳力齐上阵，也没有什么机械，全是手工挖掘。无论是站在在河里挖土还是在河岸上往外运土都不轻松，再加上刺骨寒风，满天飞雪，其劳动强度超过在大田里的一般农活。
但是挖河虽然很累也很苦，吃得比在地里干活强的多，而且不限量管饱。我亲眼所见，生产队副队长小货一口气吃了12个馒头。我还亲眼看见生产队队长大货在吃饱之后又怕浪费继续吃了一搪瓷脸盆面条。就是和我们一般大的17、8岁的农村青年，也大都是吃6、7个馒头。唯独我们知青就是饿得再狠也没有超过4个馒头的，红薯顶多吃7到8个。农民兄弟总是笑话我们吃的还没有猫吃的多。他们能吃，是因为肚子里长期缺乏油水，也严重缺乏高质量的肉、蛋、奶和各类蔬菜。仅仅吃主食，质量不够数量补，所以人人都吃得多。特别是红薯，早餐吃一馍篮子的不稀罕。
另外，能干就能吃。农民兄弟比我们能干得多。有一年去山上拉煤，社员们都是拉1000公斤斤，生产队长大货还拉了1500公斤。而我仅仅拉了380公斤。我们知青吃饭不行，干活确实也甘拜下风。割麦子我们甚至不如一个妇女儿童。对此，社员们却很少讽刺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说：城里的娃娃，能干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
有一次，生产队每人包割12垄麦子，麦垄而且非常长。我从早上4点就下地了，干到晚上8点还没有干完。眼看着金鸟下山，玉兔东升，寂静的田野除了我再也无另外的人。心中的怅惘无法形容，正焦灼时，贫农王大娘和她的15岁的小儿子劲州挑着煎饼和瓦罐绿豆汤来帮我了。王大娘让我坐下吃饭喝汤，她和劲州将我剩下的麦子割完并捆扎好。那一刹那，我真的想起了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里的一段唱：好妈妈疼爱咱像亲娘一样，这阶级的深情厚谊永不忘，热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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